译者按：《致一位青年小说家》是西班牙行星出版社1997年印行专门谈论小说创作才能和技巧的书。它用书信的形式介绍了作者对于小说创作中一系列关于技巧和形式方面的基本问题所做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见解。巴尔加斯·略萨在这本书中谈及的语言风格、时间、空间视角、不同的现实层面以及许多技巧变化都属于小说创作的“基本功”。这里介绍给读者的是第九章《中国套盒》（本报有删节）。
亲爱的朋友：
为了让故事具有说服力，小说家使用的另外一个手段，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套盒”或者“俄国玩偶”。这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按照这两个民间工艺品那样结构故事：大套盒里容纳形状相似但体积较小的一系列套盒，大玩偶里套着小玩偶，这个系列可以延长到无限小。但是，这种性质的结构：一个主要故事生发出另外一个或者几个派生出来的故事，为了这个方法得到运转，而不能是个机械的东西（虽然经常是机械性的）。当一个这样的结构在作品中把一个始终如一的意义——神秘，模糊，复杂——引进到故事内容并且做为必要的部分出现，不是单纯的并置，而是共生或者具有迷人和互相影响效果的联合体的时候，这个手段就有了创造性的效果。比如，虽然可以说在《一千零一夜》里，那些有名的阿拉伯故事——自从被欧洲人发现、翻译成英语、法语以后就成为人们喜爱的读物了——的“中国套盒”式的结构，常常是机械性的，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在一部现代小说里，例如胡安·卡洛特·奥内蒂的《短暂的生命》，书中使用的“中国套盒”就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因为故事惊人的细腻、优美和给读者提供的巧妙的惊喜，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中国套盒”的。
通过回忆，您大概已经清理了一下自己喜欢的大量古典或者现代小说，其中会有故事里套故事的作品，因为这种手法实在太古老、用得太普遍了；可是尽管用得如此之多，如果是由出色的叙述者来掌握，它总会具有独创性的。有时，毫无疑问，例如《一千零一夜》就是如此，中国套盒术用得非常机械，以致于一些故事从另外一些故事的产生过程中并没有子体对母体（咱们就这么称呼故事里套故事的关系吧）的有意义的映照。比如，在《堂吉诃德》里，产生这样有意义的映照是在桑丘讲述牧羊女托拉尔娃的故事时——堂吉诃德不断地对桑丘的讲述方式插入评论和补充——，（这是中国套盒术，母体和子体的故事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可是在其它的中国套盒术中并没有发生这种关系，比如堂吉诃德睡觉的时候，神甫在阅读一本正在出售的长篇小说《何必追根究底》。在这种情况下，超出了中国套盒术的范围，可以说它是一幅拼贴画，因为（如同《一千零一夜》中的很多母—子、祖—孙的故事那样）这个故事有它自己的独立自治实体，不会对故事主体（堂吉诃德和桑丘的历险活动）产生情节或者心理上的影响。当然，类似的情况在经典之作《被俘的班长》中也使用了中国套盒术。
实际上，对于《堂吉诃德》中出现的中国套盒术的多种变化，很可以写一篇大文章，因为天才的塞万提斯使这个手段具有了惊人的功能，从他一开始编造的所谓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的手稿（后来演化为《堂吉诃德》，从而留下扑朔迷离的感觉）就使用了这一手段。可以这样说：这是一种俗套，当然已经被骑士小说用得让人厌烦了；所有的骑士小说都一律伪装成从某个奇异的地方发现的神秘手稿。但即使在小说中使用这些俗套，那也不是廉价的：作品有时会产生肯定性的结果，有时是否定性的。假如我们认真对待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的手稿的说法，那《堂吉诃德》的结构至少是个由派生出来的四个层面组成的“中国套盒”：
1）整体上我们不了解的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的手稿可以是第一个大盒。紧接着从它派生出来的第一个子体故事就是：
2）来到我们面前的堂吉诃德和桑丘的故事，这是个子体故事，里面包括许多个孙体故事（即第三个套盒），尽管种类不同；
3）人物之间讲述的故事，比如上述桑丘讲的牧羊女托拉尔娃的故事；
4）做为拼贴画的组成部分而加入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读出来，是独立自治的，与包容它们的大故事没有根深蒂固的联系，比如：《何必追根究底》和《被俘的船长》。
然而，实际上，由于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在《堂吉诃德》的出现方式是由无所不知和游离于叙述故事之外的叙述者引证出来的（虽然我们在谈到空间视角时看到叙述者也被卷入到故事里来了），那就有可能更加游离故事之外并且提出：既然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是被引证出来的，那么就不能说他的手稿是小说的第一级、即作品的启动现实——一切故事的母体。如果西德·阿麦特在手稿里用第一人称说话和发表意见（根据那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从西德·阿麦特那里引证的话），那么显而易见，这是个叙述者兼人物的角色，因此他才浸没在一个只有用修辞术语才能说的自动生发出来的故事里（当然是指一个有结构的故事）。拥有这个视角的所有故事、叙述内容空间与叙述者空间在这些故事里是吻合一致的，那么这些故事除去文学现实之外还掌握一个包括所有这些故事的一级中国套盒：写这些故事的那只手，首先是设计出叙述故事的人来。如果我们能接近这第一只手（孤独的手，因为我们知道塞万提斯是个独臂人）我们就会同意《堂吉诃德》甚至是由四种混杂的现实组成的。
这四种现实的转化——从一个母体故事转换到另外一个子体故事——表现在一种变化上，这您大概已经察觉了。我刚才说“一种”变化，现在我马上推翻它，因为实际情况是：中国套盒术经常会同时产生几种不同的变化：空间、时间和现实层面的种种变化。
通过中国套盒术我们发现：这部小说的真正主题不是自由撰稿人布劳森的故事，而是可以由人类经验共同分享的更加广阔的某种东西：对虚构的运用，对想象的运用，以便充实人们的生活和丰富心里虚构故事的方式，而在虚构中则把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经验当作工作素材使用。虚构不是经历过的生活，而是用生活提供的素材加以想象的心里生活；如果没有这种想象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就可能比现在的状况更加污秽和贫乏。
再见
巴尔加斯·略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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